“人类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法则……进一步，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为一个共同体。”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时代，帝王哲学家马克·奥勒留就有了“人类共同体”的识见。全球化的今天，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体变得越来越紧密。开放的年代，出国“打洋工”变得越来越常见。
山东有个名字很文雅的村，叫后楚庄村，最近很出名。这个位于济南长清区孝里镇的村庄，仅仅800多个村民，却有100多人在澳大利亚出国打工，许多人拿到了绿卡——永久居住证。他们都是技工，有着一手过硬的电焊技术，经过“传帮带”－－出国打工，这个颇有点像广西上林有大批人马到非洲的加纳去淘金。
《都市快报》记者深入这个“移民村”，探访村民的生活生存状态。其实“出国打工”与“进城打工”没有多大的差别，青壮劳力外出打工之后，村里留守的老人孩子相对较多，平常如何组织好社会化照顾，是很现实的问题。从澳大利亚坐飞机回来，需要十几个小时——这与国内在东部打工的坐火车回一趟西部老家的时间差不多，只是来去要签证，路费高许多。
人往高处走。“成群结队”出国打工去，一定有内在的道理。在当地，不仅仅是后楚庄村，临近的四街村、金村、常庄村等都是移民村，整个孝里镇，已有1000多人获得了在澳大利亚工作签证，涵盖了电焊、水电安装等多个工种，其中近一半人申请了绿卡。他们都属于技工，但大多是比较辛苦的那种。在国内干活的话，这样的技工一般也不会失业，但到澳大利亚“出国打工”“打洋工”，收入毕竟高很多。
这是一个“技工全球化”的时代。不仅国内总体上技工供不应求，国外制造业发达的国家，技工也需求量很大，常常出现缺人的情况。
有些工种，不一定非得正规学校学出来才行。在过去出国谋生者当中，厨师和缝纫工就比较多。这些都是很辛苦的行当，老外不想干，不免会缺人。像服装业比较发达的意大利，缝纫技工的需求量就很大，许多中国人就是在意大利做缝纫工的，你若是缝纫技工，在那里失业的可能性就很小。
山东的孝里镇后楚庄村，可谓是“新侨乡”，是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形成的。与传统的“老侨乡”相比，各方面的情况会生涩一些，这也很正常。老的侨乡各个领域都已磨合得很好，比如浙江的著名侨乡青田，有23万华侨遍布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县人口五分之二强，他们来来去去早已成为常态，家乡也被戏称为“联合国”，全县私人外汇储蓄高达3亿多美元，青田人侨居国外已有300多年历史，除传统的餐饮业和制造业之外，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商贸业。新的侨乡走向成熟，需要时间磨砺。
新时代，新侨乡，新梦想。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融入人类共同体，热烈拥抱全球化，不再“冷眼向洋看世界”——以此理念，那么，我们更应向后楚庄村的农民电焊工们学习，谁说他们手上激发的电焊火花不能照亮发达国家!
山东一个镇千人赴澳做技工
山东济南长清区孝里镇后楚庄村100多人靠着一手过硬的电焊技术，拿到了澳大利亚绿卡，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男子。
这几天，后楚庄村因为媒体的报道打破了千百年来的默默无闻，被作为“移民村”拉到了公众面前。
这个位于济南长清区孝里镇的村庄有800多个村民，却有100多人靠着一手过硬的电焊技术，拿到了澳大利亚绿卡（永久居住许可证）。他们移民后被描述成“月入两三万，住数百平米花园洋房”。
其实在当地，移民村不止后楚庄村，临近的四街村、金村、常庄村等都是，孝里镇已有1000多人获得了在澳大利亚工作签证，涵盖了电焊、水电安装等多个工种，其中近一半人申请了绿卡。
当澳大利亚和中国农民因电焊结缘，会产生怎样的微妙反应?
子女在澳大利亚打招呼：别乱说
8月6日下午4点一过，太阳开始温柔起来，没了中午时的火辣。跟往常一样，后楚庄村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搬着马扎，四五十岁的妇女搬着小木凳，各自聚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开始拉呱。
青壮年“逃离”之后，后楚庄跟当下中国许多村庄一样，剩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童。约两个多小时后，吃过晚饭，紧挨着的四街村也和后楚庄一样进入夜间聊天时间。
“因为出国移民的事，这两天咱们这个‘日本国’村火啦，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昏黄的路灯下，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
后楚庄人自称“日本国”村，原本是个早就被忘了的“外号”。抗日战争时，因为民兵防守得力，后楚庄村铁板一块，日本兵只能“望村兴叹”，再加上后楚庄村依山傍水，风水绝佳，就自封了“日本国”村，现在因为后楚庄村拿到“澳大利亚绿卡”的人最多，这个绰号又被叫了起来：“风水宝地，宝岛日本国村——后楚庄。”
“唉，别提了，他们（媒体）写得也太夸张了，好像在国外干电焊坐着就能捞钱一样。”这时说话的是程志东（化名），今年66岁，已经去过澳大利亚两次了。
住在王金明（之前多次被媒体提及，其儿子也通过电焊技术移民澳大利亚）家附近的一个大伯说，老王家儿子已经来电话了，不要再让老王“乱说”了，他们在网上看到报道后很恼火。
四街村的几户“典型”干脆直接不给陌生人开门，只要说明来意是记者采访，就直接往外赶撵。四街村和后楚庄村的干部，也都躲了出去，以免又要带着记者去找“典型”，让人家烦。
“我偷偷给你说几个好说话的人家，你们自己去找吧，省得村干部落埋怨。”后楚庄村一个村干部的妻子说。
刚刚从澳大利亚回家探亲休假的王飞（化名）跟妻子则一直认为，之前的报道是人发的帖子，不知道竟然是正规媒体的报道。“虽然我们过得比以前好了，但绝对不像网上说的那样，啥都好，没一点不如意。”
近两三年几乎没人 通过技术获得绿卡
尽管觉得国内媒体说得太夸张，但回想起去澳大利亚的经历，王飞还是有些激动。
初中毕业后，王飞跟邻村后楚庄村的大多年轻人一样去深圳船厂打小工。因为年龄小、工龄短，他只能拣脏、重、累的活干，想学点技术，也得看带队师傅的脸色，有时候还得送包烟拉关系。
2006年前后，国内一家中介公司和澳大利亚人合作，在济南锅炉厂办了焊接培训学校，专门向澳大利亚输送电焊工。“说是培训学校，其实就是帮忙办手续，我通过技术考试，完全靠之前在船厂打下的底子。”王飞说。
那一年，全国有400多人报名，孝里镇考上了21人，这其中就包括王飞，以及程志东的三个儿子。说起六七年前那次考试，程志东满脸骄傲。
通过考试去澳大利亚时，只办457工作签证，“并不用过英语关，只要技术过硬，就会被老板选中带过去。”后来因为表现好，由老板担保申请绿卡时才要求考雅思4.5分（接近大学英语4级的水平）。
王飞记得，考试之前他一直死记硬背英语单词、短句，听说都没问题，就是读写太差，跟国内盛行的“哑巴英语”正好相反，最终他们大多数人都没考到4.5分。
不过澳大利亚移民局也不是不能变通，只要给政府交2000澳币，到当地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在周六周日读一个英语课程就行。“还有人干脆只交钱不去读，当地也不管。”王飞说。
直到现在，王飞的英语水平也只是跟当地人日常交流没问题，如果去看医生说一些专业词汇就不行了。不过，澳大利亚政府在各个公立医院配备了各种语言的专业翻译。
王飞觉得这点当地想得很周到：“医生只要发现你语言不太通，就不和你说了，立即根据你的母语找来专业翻译，即使你带着精通英语的朋友也不行，必须用医院的专业翻译来转述发病症状。”
受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影响，澳大利亚近几年的发展状况也不乐观，当地早已收紧了移民政策，这两三年孝里镇几乎再没人通过技术获得澳大利亚绿卡，但持工作签证的仍有数百人。
除了工作 不用为人际关系费脑筋
和其他在珀斯或墨尔本的老乡不同，王飞一直呆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一个小城市。他贷款买了带花园的房子，400多平方米，买了小轿车，3岁的儿子出生时就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籍，政府每月给300至500澳元的抚养费（1澳元相当于5.6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政府规定，蓝领工人一周工作38个小时（每天约7.6小时），但王飞的工作时间通常都在44个小时以上，至今还没换过工厂。
“咱们没受过高等教育，英语又说不好，唯一能回报老板的就是拼命干活。”王飞说，当地会根据加班
时间长短计算工资，每天从第7.6小时到第10小时，是1.5倍工资，从10小时到12小时是两倍，如果周六上班，前3个小时是1.5倍，超过3小时是两倍。
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让王飞最满意的就是不会受到歧视，即使对方是老板，大家也都是平等的。“人人平等真的不是句口号。除了工作你不用想别的，不用在人际关系上费脑筋。如果你觉得政府做得不对，随时可以起诉总理，而且它们有制度保证案子得到公正判决。”
但工厂老板对待当地人和中国人还是有细微差别。比如，主管看见两个中国人工作期间聊天，会走过去警示一下;如果看到两个当地人闲聊，他们一般会绕着走。
“从一个不太好的环境走到一个相对规范的环境，就会感到知足，而且付出的跟得到的相称，干活就很卖力。”王飞笑着说，中国人技术远超老外，老板非常满意，愿意让这些人留下并提供担保，这让他们最终获得了澳大利亚“绿卡”。
忙碌了一周之后，因为住在城郊，王飞跟家人要专门在周六腾出时间去超市采购，然后星期天去上语言课或做礼拜，“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假期比较长，平常节奏都差不多，忙得团团转。”
有时候闲半个月才找到活
“人家那地方确实比咱这干净，空气也好，吃得也放心，但钱不好挣啊，俺儿今年45岁了，一星期光房贷就得还1060澳币。”越说越激动，金村75岁的金兴辰急得直拍大腿。
“俺儿在澳大利亚珀斯，一个星期就要还房贷1060澳币，现在那边金融危机，经常找不到活干，说不定哪天房子就被银行给卖了。”金兴辰真觉得不如在老家好，不管怎样有田地种饿不着，在澳大利亚一天不干活就没饭吃，领补贴还得看人家脸色。
想给儿子省钱，金兴辰也没住够一年就提前回家了。“孩子找不到活干急得像油锅上的蚂蚁，我实在不忍心住下去。”
金兴辰从儿子那听说，因为价格问题，作为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最大买主，最近中国已经不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了，改从法国进口。“他们卖不了钱，怎么雇工人干活?不可能养闲人啊。俺儿干过的一个船厂，直接从200人裁员裁得只剩下20多人。”
金兴辰说，儿子出国7年，前5年在新西兰，工作还算比较稳定，但收入低，一小时才20澳元，还要缴税，再还一些办出国手续时借的12万元（人民币）外债，几乎没存下钱。儿子最近两年去了珀斯，没想到他刚去经济环境就“变天”了。“他这两年已经记不清换了多少工厂了，有时候闲半个月才找到活。”
王飞也说，现在老外也很“狡猾”，只招短期工、零工，有活就让你去，没活就解除劳动关系，甚至还有的新招一批工人，干够15天就重新再换一批，这样就能避免裁员时发补偿金，又不违反法律。“反正工人多的是，除了我们，还有印度、越南和菲律宾人。”
失业两个月后才可以申领失业保险，“但那点钱刚够吃饭。”金兴辰说，儿子为了省钱每天都算账：面粉五毛澳币一斤、食用油一块一斤、冬瓜3块钱一斤、生姜31块一斤。如果一天花费超过30澳币，就到不够还房贷的警戒线了。“俺儿的房子就得给银行了。”
有好几次，儿子都想带着金兴辰出去转转，都被他拒绝了：“玩嘛啊?出去玩就是撒钱，你还房贷这么紧张。到星期天市场逛逛、海边走走就行了。”
因为找不到工作，不能总吃闲饭，“俺孙子被他爸撵回来了，先在国内学点技术。”金兴辰说。
去年去澳大利亚时，为了省钱，金兴辰给儿子背了两床棉被、几件棉衣服过去。那边不用棉花的，都是太空被，二三十澳币一床，“盖着不舒服，俺儿也盖不习惯。”
王飞说，收入不稳定，频繁换工作，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少数。但对这些事，王飞很能看得开：“没事，老外什么待遇，咱就什么待遇，大不了房子让银行收了，绝不至于活不下去。”
虽然在澳大利亚7年了，王飞觉得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几乎没变。
他说，自己在国内没机会，也没意识参与公共事务，到那边也一样。虽然获得绿卡后，基本上就成了澳大利亚人，只要去登记注册，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过大多数华人技工都不会去登记，“法律规定选不选都行，但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而且一旦登记上，以后每次都得参加，太麻烦!”王飞说，几乎整个华人圈都不太热衷这个。
程志东也说到三个儿子，别看在国外待了六七年，观念几乎没变，还是榆木脑袋不开窍。
差点和菲律宾籍同事打架
王飞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在国外待的时间越长，对祖国的感情就越深，就更爱国。
在澳大利亚，王飞和同乡一天到晚聊的都是国内的话题，“日本人又跟我们抢钓鱼岛”“菲律宾跟我们争南海”。因为黄岩岛，王飞他们还差点和菲律宾籍同事发生冲突。
“大家各自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上说话，有一次跟菲律宾同事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们说黄岩岛离菲律宾近，他们的地盘被中国强占。”王飞说，他和中国老乡就急了，立即让他离开餐桌出去说。“我们人多技术也好，菲律宾人在工厂的地位肯定不如中国人。不过在工厂怎么争吵都行，不能打架，因为澳大利亚人才不管黄岩岛是谁的，只要有肢体冲突就立即报警。”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到达澳大利亚堪培拉站，王飞和他分散在澳大利亚各地的工友们分别开车赶到堪培拉保护奥运火炬，和境外敌对势力发生多次肢体对抗，“毕竟我们人多，当时去了2万多华人，直接把捣乱分子给围住了。”
“实在住不习惯。”十几天前刚从澳大利亚珀斯儿子那回来的程志东说，签证是一年，他住7个月就回来了。每天一早，儿子、媳妇忙着去上班，孙子去上学，晚上才回家吃一顿饭，他出去只能单溜，虽然当地人都跟他热情地打招呼，但他接不下来话，“整天没人拉呱，很不习惯，真能憋死人。”
老伴去世后，程志东一个人住在四街村守着四处大院子，每天一早起来就先把四个大院子转一圈看看。特别是一到夏天他最紧张。因为长期不住人，三个儿子结婚后盖的亮堂的砖瓦房屋顶都风化漏雨了。
比起越发糟糕的房子，更让程志东无法忍受的是，没了老伴之后，他没人照应，单身一人过日子。“以前有老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惯了。现在三个儿子不在旁边，闺女嫁出去了，不亲自动手，饭都吃不上。如果万一摔一跤摔死了，说不定生蛆了、化成灰都打不开大门，没人知道。”
有人提议给他再找个伴，他跟儿女们商量，结果儿子们都不吭声，以示反对。“闺女、女婿竟然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活多少天啊，还找（老伴）?”程志东说起这个特来气儿，“他们就怕我找个‘病娘娘’，还得伺候人家。”
进家门第一句话：机票钱就得7万啊
后楚庄村有村干部说，附近几个村数百名村民移民澳大利亚后，虽然村民的物质、精神面貌都有改观，但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应该有的亲情被撕裂了。“实在是太远了，来回一趟也要花一万多元，残酷的现实让亲情显得苍白无力。”
还有村干部说，20多户100多人移民澳大利亚，加重了村里的负担。“他们留下的20多对无依无靠的老人，我们要照应吧，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村里两委会都得跑前跑后。”
后楚庄村人经常为一个真事争得面红耳赤：村里一个老人得了癌症，移民澳大利亚的儿子专门飞回来照看老人近一个月，就回去上班了。“刚回去没几天，他老爹就死了，你说还回不回啊?最终还是儿媳妇办的丧事，儿子请不到假。按北方人说法，养儿为防老，这养儿有啥用?”
还有一户人家，也是家里老人去世，儿子带着老婆孩子从澳大利亚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赶回来，进家门第一句话就是：“我这一趟回来，一家4口人，光机票钱就得7万多（人民币）啊。”
人家最好的地方是法律说一是一
但金村的金家银老人不这么看，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在珀斯，这两天儿媳妇已帮他订好机票，这已是他第三次去澳大利亚了。觉得孩子有那份心就行了，只要下面几代人能过得好，自己和老伴能照顾好自己。
金家银觉得澳大利亚最好的地方就是“人家的法律说一是一”，说不能抽烟，即使是民宅，买下房子时就已经装了烟雾报警器，一旦被执法部门发现，有了违法记录，“以后做什么事都受影响”。
还有，各种规定出得很人性。像全民免费医疗，当地政府也要根据具体每个纳税人年实际收入情况，决定享受福利的程度。如果收入高，买同等价位的在澳大利亚政府补贴清单上的处方药会贵很多，而退休老人买则会非常便宜。
当地的税务、医院、福利机构、银行等部门全部联网，公民的纳税记录、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信用记录统统都能查到，“就是根据这些信息定药价”。
金家银还跟孩子去海边抓过鲍鱼，澳大利亚政府对民众能抓的鲍鱼尺寸都有明确规定，抓了小于规定尺寸的要罚500澳币，抓螃蟹只能抓公的，不能抓母的，要不抓住你也罚500澳币。“你现在都吃光，以后子孙后代还吃不?这道理在国内也都懂，就是做不到!”
除此之外，金家银更惊叹于澳大利亚的教育，他第一次去儿子那，有一回跟儿子在室外散步时吃着瓜子，扔了一路瓜子皮。金家银的大孙女就在后面跟着边捡边说：“大家还光着脚走路呢，扎到别人的脚怎么办?”再想想国内这些孩子都当小太阳、小皇帝伺候着，金家银挺为孙女高兴。
在我们看来这太可笑了
相对于金兴辰希望儿子回来，王飞更希望以后定居在澳大利亚，只是想先让儿子回国内接受基础教育。
对比两地的教育，王飞说，中国人觉得有钱了就是贵族，让孩子读贵族学校，能学习成绩好，考好大学;但澳大利亚人觉得贵族纯粹是精神层面的，最起码先要让孩子学会礼貌、遵守法律等这些常识，避免出现“中国式过马路”，再学其他的。
但看到澳大利亚同事，以及当地一些白领，他又觉得澳大利亚教育有些失败。“他们的初中跟高中连着读的，我们这的小学生去读他们的高中，数学都比他们强。就是澳大利亚当地的成年人，对三位数以内几百或几十的加减算法，都必须拿笔或计算器算，只用脑袋根本转不过弯，算不出来，在我们看来这太可笑了。”
即使对工作，王飞也觉得如果从中国的角度看，澳大利亚根本没什么效率可言，还浪费了很多资源。“同样100个人用同样的设备干一样的工作量，他们当地人的效率连我们的三分之一都不及。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澳大利亚没多大前途。”王飞嬉笑着说。
他觉得澳大利亚学校的任务就是给看好孩子，特别是公立学校，根本不会逼迫孩子做什么事，不会从小就注意提高孩子的做事效率，想不想学习都无所谓。即使是常识教育，也都是由父母从孩子一两岁开始家教完成的。所以，王飞还是愿意送孩子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
对于金兴辰所说的儿子在澳大利亚的困境，王飞也能理解：不管是工作签证过去的，就是留学生、投资移民的也一样，都要经过一个困惑期，只是时间有长短。
王飞觉得，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比如国内结婚送红包，澳大利亚人就理解不了。如果他们结婚，有人丢下500块礼金，老外就傻了。“最终不光是你花了钱，他们还看不起你，因为参加他们的结婚仪式，你带个鲜花就足够了，或者啥也不带，直接穿正式礼服去白吃白喝就行。”
“刚开始去不了解人家的法律、文化、风俗，前几年肯定舒坦不了，有些事一个电话就能搞定，你可能跑了十几趟还没定。”王飞说，即使完全留在那，他觉得第一代移民也永远融入不了当地的圈子，因为双方思维方式太不一样，第一代移民接触的圈子也都是华人……
